素质教育工作总结从新唐书和相关孙氏家谱中探讨孙武—孙膑—孙权的世系关系-孙氏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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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唐书和相关孙氏家谱中探讨孙武—孙膑—孙权的世系关系-孙氏家谱
盖闻木有本、水有源,人亦有祖也。追根寻源,乃君子之道也。身为炎黄孙裔,岂能数典忘祖。我们怀着对祖先无限敬慕的心情,认真查阅了有关记载孙姓来历出处的典籍,如:《左传》、《史记》、《汉书》、《新唐书》、《旧五代史》等;又看了《中国孙氏世系源流》以及孙氏宗谱等资料,互相勘照,有同而无异、有异而同者,本着彼详而此略、讳言而直叙的原则,探本溯源,力求还原史实。
乐安孙氏受姓史说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典籍及孙氏家谱记载:
乐安孙氏之先肇自虞舜,舜乃黄帝之九世孙,姓姚,名重华,冀州人氏。父曰瞽叟,瞽叟父曰蟜牛,蟜牛父曰句芒。句芒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颛顼,颛顼父曰昌意,而昌意则是黄帝之子。
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妫水弯曲的地方),因以为氏,曰妫氏,舜崩,传天下于禹,禹封舜儿子商均于虞。后来虞国,或失或续殷代中兴,得舜之后,商均的二十二代孙,曰虞公光,耄年封为诸侯。谥以遂字为号,后为世袭,称虞遂公。虞遂公光生泰,泰生覆,覆生频,频生庸,庸生表,表生环,环生岩,岩生灵,灵生希,希于殷末失国,子孙式微艋舺怎么读。武王克殷,复求舜后,得虞遂公希之子,商均的三十二代孙,曰遏父(或称阏父),征为陶正(执掌陶器生产的官职)。遏父生子曰满,封于陈(今河南淮阳),以奉舜帝之祀。满卒,谥胡公。
满生申公犀侯,犀侯生孝公突,突生慎公圉戎,圉戎生幽公宁,宁生厘公孝,孝生武公灵,灵生平公燮,燮生文公圉,圉生厉公佗,佗于厉公二年,即公元前七零五年生完,为陈大夫。
陈宣公晚年,欲立宠姬生的儿子款,于公元前六七二年,杀死原立太子御寇。完素与御寇好,恐祸及己身而奔齐(今山东淄博市临淄),齐桓公任为正工(管理工匠的官职),完卒,谥敬仲。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这就是说,敬仲完到了齐国后,就改姓田了。至于为什么要改姓田,史说不一。有人说,因食采于田而改姓田。但宋人郑樵与清人张澍都说:齐无田邑。可见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改姓田的原因应是:敬仲完既奔齐,就不愿意再称本国故号,而古陈与田二字,音与义都相近,《说文》曰:“田,陈也”。所以,就改陈姓为田姓啦。
田敬仲完生稚孟夷,田稚孟夷生湣孟庄,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田文子须无生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生三子:长曰武子开,次曰厘子乞,三曰子占书。
书,字子占,约公元前五八二年生,为齐大夫。齐景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二三年,约五十九岁,被派伐莒。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食采于乐安(今山东广饶),后裔皆称乐安孙氏。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孙氏家谱也都是以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孙膑作为本宗族的开山始祖,其远世系都是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有关史籍也都是以此为据。但如果认真考证一下,《新唐书》中的问题颇多。二千年来,虽然始终有人来研究,但一直就没有人搞清楚。有关史书不是含糊其词就是以传说充斥,或者矛盾百出。研究孙武、孙膑家世已成为孙氏后人义不容辞的任务。
那么,《新唐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其世系记录史实又如何呢?让我们翻开历史,仔细研究一下吧:
《新唐书》的编修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是廿四史中唯一的记录帝室王族之外谱系的巨表,共收入唐代宰相三百六十九人(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表订为》计算为宰相三百五十八人)凡九十八姓的世系,记录了唐代人物数万名。唐代高门巨阀,大多在录,其中许多人物及其字号、官爵是两《唐书》纪、传及其他文献材料不曾记述过的。它对于唐代历史、文学、社会诸方面的研究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编纂工作,据《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夏卿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代洪迈《容齐随笔》卷六、《新唐书世系表》条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清代赵绍祖《新旧唐书五证》卷八云:“想修唐表时,祗取诸家谱系杂抄之。”而岑仲勉先生在《元和姓纂四校记》中把《元和姓纂》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了详尽的对比研究。认为《宰相世系表》本于《元和姓纂》,以唐人文集和一些氏族谱牒作补充材料,编集而成。这一看法是比较可信的。由于唐末五代的兵燹丧乱,唐代的文献材料损失严重。兼以历代传抄,难免脱漏为错。宋代所见到的《元和姓纂》已有残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亦难以避免错误。至于传刻中出现的字误、行误更是常见之事。前人对《宰相世系表》的评价往往不甚高,也在于此。清代沈炳震斥之最烈,其《新旧唐书合钞》中云:“《新书宰相世系表》舛为特甚。曹晓雯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为》中云:“就其所列官爵谥号,或书或否,或丞尉而不遗,或卿贰而反关,或误书其兄弟之官,或备载其褒赠之职,更或其生平所偶历,及未尝居是官,庬杂淆乱,不可充诘,合之史传,不胜纠摘。……此书不足徵信,适以滋谬,举可废也。”沈炳震的说法未免过于信激,《宰相世系表》的史料价值自在,不是由于存在错误便可以完全抹杀的。但是《宰相世系表》中的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为纠正为误,使之可靠实用,前人已经持续不断地做了不少工作。如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清代钱大昕《廿二史考異》、王呜盛《十七史商榷》,以及一些金石著录等等。以后,又有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表订为》、罗振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等有关此表的专门校正著作。尤其是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一书中对《元和姓纂》进行了详尽全面的考证工作,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宰相世系表》,所以,它也是对此表的精确考证。但是,以上诸家的订正各自成书,既缺少编次索引,考证内容又各有出入,所採用的体例亦不相同,在查证《宰相世系表》时,检寻使用都很不方便;而且由于新的出土材料不断发现,在前人补证以外尚可有新的证明和补充;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将有关《宰相世系表》的所有校正考证材料合併成文,统一编排,加以补充订正,使之成为较为可靠、利于使用的文史工具。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不是欧阳修作
多年来孙氏在修家谱时,由于手中资料贫乏,才互相抄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谬误世系,由于此世系比较全便于操作,又误以为是大文人欧阳修所作,人们缺乏研究,便信以为真。
其实《唐表》并非欧公所作!
学者陈尚君评校点本《古今姓氏书辨证》中说:“记载士族谱系的著作,只有唐宋人的三部著作,即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十卷、北宋欧阳修主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南宋初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正》四十卷。《元和姓纂》详记汉魏以来各姓的重要人物及世系传承,于世家大族记述较详,对唐初以来曾担任重要官职者,均注意记录其籍贯家世。全书记录人名逾万魏桥创业人,可惜原书久逸。《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主要写成于北宋熟知谱牒之学的吕夏卿之手,为98姓的369位唐代宰相排列了家族世系。《古今姓氏书辨正》则综合了以前两书为主的宋南渡以前各种姓氏书的记载哆啦咪子,下限则延至北宋,不仅对于各姓氏书的误说有所纠订,保存了不少古姓书的佚文,最重要的价值则是保存了一些前两书因为体例和残缺而未存的唐人世系文字,记录了唐代士族延绵到宋代的若干线索和北宋新兴家族的谱系资料。”
从引文可知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实际编写则是熟知谱牒之学的吕夏卿。吕夏卿在编写过程中引用《元和郡主家谱》一卷,《孔子系叶传》(黄恭之),《谢氏家谱》一卷,《东莱吕氏家谱》一卷,《薛氏家谱》一卷,《颜氏家谱》一卷,《虞氏家谱》一卷,《孙氏家谱》一卷,《吴郡陆氏宗系谱》一卷(陆景献),《刘氏谱考》三卷,《刘氏家史》十五卷(并刘子玄),《纪王慎家谱》一卷,《蒋王恽家谱》一卷,《李用休家谱》二卷(纪王慎之后),《徐氏谱》一卷(徐商),《徐义伦家谱》一卷,《刘晏家谱》一卷,《刘舆家谱》一卷,《周长球家谱》一卷,《施氏家谱》二卷,《万氏家谱》一卷,《荥阳郑氏家谱》一卷美味七七,《窦氏家谱》一卷(懿宗时国子博士窦澄之),《鲜于氏家谱》一卷,《赵郡东祖李氏家谱》二卷,《李氏房从谱》一卷,《韦氏诸房略》一卷。等各类谱牒二十六种四十五卷。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并非吕夏卿个人考证所得,而是吕夏卿从姓氏书和众家谱中转抄过来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相关世系,则完全照抄于《元和姓纂》这个“证妄最多”的姓氏书。
吕夏卿在照抄的基础上,噫哙的功夫大有提高,他把《元和姓纂》中所缺的人,全部给噫哙上了名字。
陈尚君在评校《古今姓氏书辨证》中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主要写成于北宋熟知谱牒之学的吕夏卿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这充分说明是吕夏卿照抄“姓氏书”和噫哙上溯世系,而欧阳修对孙氏世系也不甚了解,只有听信之。
凡研究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学者都对它的错妄之多在表示遗憾的同时并紿于指正。如:西北大学文学艺术传播学院教授韩理洲在“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文中指出:“墓碑墓志可以纠正史书的讹误。两《唐书》是五代和北宋人的追记,由于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讹误。如:《新唐书》卷七二《宰相世系表》1597页载,北海太守李邕的世系云,李邕曾孙名李翘,李邕之孙名正叔、正卿。新出土的李正卿撰写的《李翘墓志》则称:父翘,北海太守邕之第三子,官大理评事,广州新会县令。又称,正叔为正卿之兄。据此可知,《新唐书》把李邕的儿子李翘误记为他的曾孙,又把李翘的儿子正卿、正叔误列为李翘父辈。像此类错乱世系的严重错误,千余年来,人们信而不疑,只有依赖子为父撰的墓志出土,我辈方可辨证,遂使北海太守安眠于黄泉矣!”
这是对李姓之误。对孙氏之源陈氏也是一错再错,如: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辯证》(江西人民出版社)书中第92页说:“《宰相世系表》 对陈氏有四误:《左传》武王以元女太姫配胡公而封诸陈,是太姬为胡公夫人。今(《宰相世系表》)以太姬妻阏父而生胡,一误也;《史记》曰: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常闻见汝先世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猶得封侯。今《表》云婴軫之子,轸相楚,封颍川侯,三误矣;《史记》成安君陈餘与张耳皆自大梁起兵,从刘、项取天下,婴自东陽以兵属项梁,餘、婴二人同时,餘居大梁,婴居东陽,本非父子,今《表》云婴生餘,四误也。”(注:二误略,因作者将厉公佗与利公跃的“厉”、“利”相混不合《史记》)。这三误都是在有史书可查可考的情况下本不该发生而发生的,这足以说明吕夏卿是位制学不严谨之人,至少他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编写过程中乏考证,靠抄家谱,外加主观噫测。吕夏卿具有能把儿媳嫁给老子反过来当妈的本领,可见一般。对吕夏卿为袁氏所弄的乏考证、抄家谱、主观噫哙而成的假世系,袁姓人还能相伩吗?不能!要坚决彻底的抛弃它!!袁姓人要有自己的真实的世系,我们己有这个时间段上的自已的世系图,那就是《汉故国三老袁君碑》碑文所指。中国人有个很自豪的自称: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按“姓氏书”所解姓源,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姓均源于炎黄。此单源说已被众多近代姓氏学者的非认可。即使此说成立,对研究远古从炎黄至周前姓氏父子关系也是全国大多数姓氏族人共同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岂能一姓之说算得了的?研究研究是无防的,也是应当的管平潮。这只个人观点,在网上我己发表过不少个人观点,其目的在于让人们知道世上还有如此之说,未曾想过在某处落个名。如有可能让有人由不理解变了解变为理解再变为相信,这便是最后佳境了。
新唐书的撰写不是篇篇欧公经手,他只是主持这项工作,请看下面所引资料: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夏目优希。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唐河天气预报。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 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 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 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 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着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由于《 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一书的误导,及汉儒刘向编造的“叶公好龙”寓言,长期以来使叶公蒙受2000多年的不白之冤,加上叶公出身楚国贵族,划入“夷蛮”之列,古代叶氏后人,在修谱之时,便以叶公出身“楚蛮”为羞,强拉硬拽把叶公祖源列入周室姬姓之列,而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的衣食之邦,造成多支叶氏族谱在祖源上互相矛盾。本来,对祖源上的分歧,理应通过学术讨论,互相研究,以求取得统一认识。因为不论来自哪一支姓源,上溯源流均出自黄帝,并无贵贱之分。有些叶氏族人,却把古人的错误理念带进现代社会,偏离学术研究方向,互相攻击、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叶公的深入研究和叶氏文化的弘扬,这是十分错误的。
为此,有必要把叶氏族人引人迷雾的《 新唐书》 作进一步剖析,揭开其不实之同的欺世面目。《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 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于沈,汝南平舆沈亭即其地也。春秋鲁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为晋所灭。沈子生逞,字循之,奔楚,遂为沈氏。生嘉,嘉字惟良,二子:尹丙、尹戌。尹戌字仲达,奔楚,隐以零山,为左司马。生诸梁,诸梁字子高,亦为左司马。食采于叶,号叶公。”一些叶氏族谱即据此认为叶氏出自姬姓,并将聃季列为叶氏第一世祖,奉尹戌为四十五世祖。
据近代史学家考证,《新唐书》 所云实错舛不实。其一:唐兰先生据《沈子也簋铭》的记载.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微》一文中指出:“《广韵》 、《邵书姓解》 、《唐书·宰相世系表》等并说‘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于沈’,实际是六朝谱系学者误以聃、耽同字而加以附会的。聃季之聃,从冉,应读如南,现沈非一字……现在见到这件铜器才知道沈国是周公之后。但在《左传》里,周公之后除鲁之外,受封的只有凡、蒋、邢、茅、胙、祭六国,沈国可能是蒋国分封出去的。”沈国是子爵国,周公之后支庶分封出去是可信的。如果是聃季封国,爵位最低也在侯、伯以上。西周文物的出土,解开了2000年来笼罩在叶人头上的疑团,所谓“聃季封于平舆沈亭”,及“叶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聃季之后”,实是误传说明20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聃季载其后世无所见”,是有根据的。
其二:春秋鲁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沈为晋灭,国君沈子揖被掠杀。沈子揖是否即聃叔季?如果是的话,聆叔季从西周活到公元前583年才被晋杀,年纪至少在400岁以上,可谓只有彭祖才能比得上。(相传彭祖活到800 岁才死亡。)沈子种子实是周公姬旦之后,把时间相隔400多年的聃季和沈子揖,混淆为一人,显然是不真实的。
其三:鲁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19年),年幼的沈子逞追随楚师伐吴,于鸡父〔今固始县东)被吴人俘杀,何来奔楚之理?
其四: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蔡灭沈时,沈子逞的儿子沈子嘉亦是年幼被杀。至此,沈国因无继承人而国绝27岁定律。所谓嘉生二子:尹丙、尹戌,实是无稽之谈。况沈国二君年幼被杀时,沈尹戌早已为楚左司马,岂有儿子比父亲以及孙子比祖父更年长之理?
其五:沈尹戌在楚平王时,即为楚左司马,伍子胥奔吴过昭关,楚平王曾命左司马沈尹戌带兵追赶。至楚昭王时继任左司马之职,并驻守在方城外练兵。直至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与蔡灭沈同年)与吴军打仗时战死。说沈灭后,沈尹戌奔楚隐于零山,这是毫无根据的。
其六:沈诸梁以楚平王五年(公元前524年)首次被封于叶邑尹,并非任左司马。只是在楚惠王十年(公元前479年)平定自公之乱后,才兼任令尹、司马二职。
故宋郑樵在《通志》 中对《新唐书》 的说法进行了批驳。认为“此皆野书之言,无足取也”。
除《新唐书》外,有人认为“姬姓以沈子和沈尹两支相传,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沈子绝嗣,沈尹一支传沈诸梁始单姓沈氏”。此说亦是牵强附会。沈灭前,沈国并无沈尹一支奔楚,而“沈尹”二字,早已在楚国频繁出现,如《左传》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沈尹将中军”,此后还有沈尹寿、沈尹封、沈尹朱、沈尹戌等人。沈尹戌传至沈诸梁始单姓沈氏,这都是有史可查的如果沈灭后,沈尹一支才奔楚而传至沈诸梁,时间次序根本无法成立:因沈诸梁出生时间约在公元前544-550年,比沈国绝嗣时间早40多年,岂有先出生之人而成为后来者之孙之理?
许多专家学者在叶姓溯源方面做了大量的考证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我们应遵循专家学者严谨的治学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拘泥于某些偏见,才能走出研史的狭谷,使叶氏文化弘扬于世界。
早期的谱牒是一种保持门阀制度的工具
《新唐书》是在北宋嘉佑年间(公元1056年至1063年)由欧阳修和宋祁编撰的,该书中的《宰相世系表》多是承用各家族的家谱。
我们知道,中国的谱牒发轫很早,在汉代以前谱牒主要是帝王诸候和少数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并无所用。从魏晋开始,历史进入了一个血缘门阀等级森严的社会,当局极力推崇门第,选官荐才必稽谱牒,一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都不得不更多地借助有关血亲关系来提高家族的地位。到了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代丧乱,移民频繁,这时候的一般人家已经很难考究其先祖的清晰脉络了。
隋唐以后,取士标准虽然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以官僚等级、家族血亲关系来规范社会生活、划分高低贵贱诸统治制度的影响依然存在,所以,当时的人们在重新修谱或立碑时,还是要想办法去攀附有权势或有声望的历史名人,说是“认祖归宗”,其实是尽量拔高自己家族的社会地位。
由唐至宋,利用姓氏来作伪、编撰自己的家族谱牒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当时的百姓基本上都是硬拉同姓的名人作先祖,还想方设法极力去拼凑起一个世系,好在当时没有人去考证。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孙氏家族的远诅也未能免俗,因为先秦时期的孙武、孙膑知名度和影响无人能及,所以他们二人就成了孙姓族人共同追攀的目标。
唐朝元和年间(公元806年至820年),当时有个叫林宝的学者撰写了一部谱牒专著《元和姓篡》,在这本书里虽然已出现关于孙武有五支后代的记载,但对汉代以前的世系却不敢随意杜撰,只是断断续续且零星不全。
然而,到了宋朝,“完整无缺”的世系却在《新唐书》中出现,对于该“世系表”的史实价值如何,南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明确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多承用诸家族谱,疏于考证,故多谬误。”
《新唐书》中孙武世系与史实矛盾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对孙武的远祖及孙武与孙膑的世系关系是这么记载的:“(陈)无字二子:恒、书。无字者,系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弃吴,为将军。素质教育工作总结生三子:驰、明、敌。期食采于富春,自是富春人,明生膑。”
我们今天从史书上可以了解到:在《左传》、《国语》等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史籍中,虽然对春秋时的吴国的记载颇为详细,但是这部分书却对吴国起到相当重要作用的孙武却片字未提。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有关孙武的记载要数《史记》最为古老,然而关于孙武的身世,司马迁只是仅仅说了一句:“孙子武者,齐人也。”
《汉书》及地方志《越绝书》和当时的历史小说类作品《吴越春秋》等书对孙武的记载也是寥寥数语。这与孙武的身份及影响是极不相符的。显而易见,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已经无法考证出孙武、孙膑的家世,而几百年后的唐人、宋人却“清
晰”地整理出孙武、孙膑的家世,这可信吗?
让我们从史实上研究一下《新唐书》的真伪:
陈无宇与陈(孙)书的世系关系考
我们先看一下相关史书的记载:
《新唐书》谓:陈无宇有二子,一曰陈恒,一是被后来赐姓孙氏的陈书。
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有关注释和记载来看:陈无宇应该有三个儿子:孙武子、陈僖子和陈书。
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无宇卒,生武子开与厘子乞。田乞卒,子(田)常代立。”
宋朝人邓名世在《古今姓氏书辨证》中认为“田恒”就是“田常”。
而《左传》上将“厘子乞”称作“陈僖子”。
终上所述:陈无宇与陈书、田恒应该是祖孙三代人。田恒应该是陈书的侄子,而《新唐书》却将陈(田)恒称作陈书的哥哥。这是其谬误之一。
下面我们再从活动时间上来考证一下他们之间的世系承属关系:
根据《左传》的记载,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考证出:陈无宇活动的主要年代是在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到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红楼林家小妹,而陈僖子(即田乞,田恒的父亲)活动的主要年代是在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此两人中间有四十多年的间隔。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陈无宇与田恒绝对不可能是《新唐书》中所说的父子关系,他们中间应该相差一代人。当代著名学者杨善群经过多年研究考证,他在《孙子评传》中认为其世系关系应该是如下图所示,不过若按此关系而言,《新唐书》的世系更是差之万里。
陈书受姓孙姓史考
《新唐书》说:“(陈)书字子占,齐大夫李建群,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据考,《左传》在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记载:“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弃纪鄣。使孙书伐之。”而《新唐书》却说“陈书伐莒有功得赐姓孙”,既然赐姓在后,《左传》也应该提上一笔。
另外,在先秦时期,“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当时的姓氏多以先祖字号或采邑命之。这里的“孙”既非陈氏祖上之字,也非陈氏所居之邑名,史书也没有记载当时在齐国有姓孙的显要贵族,所以齐景公没有任何理由要赐陈书姓孙。
更何况,在“伐莒”之后的三十九年(即公元前484年)起势摇滚,《左传》又记载曰:“陈僖子谓其弟书……陈书曰……”既然已被赐姓孙,后面就不该又称其为“陈书”。由此可见,前面“伐莒”的“孙书”决不会是陈氏家族的“陈书”,二者是互不相连的两个人。由此推之:孙武也不可能是齐国贵族的后裔。为什么这么说呢?
下面我们继续考证:
陈书(孙书)和孙武的世系关系考
据史书记载,孙武将兵书呈于吴王是在公元前512年左右。《新唐书》谓孙武“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弃吴国,为将军。”在《左传》中记载所谓的“田、鲍四族谋为乱”共有三次,分另发生在公元前545年、532年、489年,高友谦在《孙子评传》中经过考证认为孙武“弃吴”应该是指公元前532年那次。
孙武既然能够抛弃家园,远奔吴国,其年龄至少应该在20岁上下,依此推算勘比:孙武至少应该在公元前552年已经出生,其祖父至少应该已有45岁左右。
陈书伐莒是在公元前532年,如果上述推算成立的话,这时候的陈书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依此高龄“伐莒”,恐怕是很难令人置信的。
假若孙武真是陈氏后代,那么“田、鲍之乱”得胜的是田恒,既然孙武是其家族成员之一,他是没有理由弃齐奔吴的,当时他完全可以借助其家族的权威和势力来施展抱负。所以,陈书与孙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且《新唐书》中的记事顺序与实际史实所发生的顺序恰恰相反郭圣然。
另外有人提出过这么一种假说:“率军伐莒的孙书与孙武都是卫国孙氏的后裔。”
虽然孙书“伐莒”与孙武在吴国“拜将”二者
相差仅仅只有十几年,二人也有可能有某种血缘关系,虽然家道中落的卫国孙氏后裔也有可能避难到齐国,更何况孙书居住地“乐安”与卫国孙氏的居住地“戚邑”相距仅仅只有几十里。但是,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假说,我们今天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证实。
《新唐书》中的孙武家族人物名讳考
《新唐书》中说孙武的父亲名曰“孙凭”,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又说孙武的九世孙也叫“孙凭”。
一门之内竟有如些重名的现象,这在宗法辈分森严的古代社会里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除非你对祖上的名字一无所知,那“世系表”中的世系承属关系又是从何而来?
而且“世系表”中说“陈无宇生陈武子”,不管陈僖子、陈书与陈武子的世系关系如何。假若孙武真是孙书的孙子的话,那孙武绝对不会犯陈武子的名讳。
所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世系关系疑点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关于孙武家世的假说考
孙武作为当今孙氏家族中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其世系关系历来就是孙氏族人和其他学者研究的重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关孙武的家世渊源除《新唐书》中的说法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说法:
(1)“孙武是陈武子(开)”之说考
安徽《泗安孙氏家乘》在“孙氏族谱序”中说:“(陈)无宇生厘子乞与武子开。开,字长卿,为齐大夫,食采于乐安。是时,田厘子乞与鲍牧等图危社会稷,武子遂奔吴,更姓孙,以兵法十三篇于吴王,用以为将。孙氏之姓,自武子始。开生明,字景浩,以父功食采于富春。”
赞同此说的还有《苏州甲山北湾孙氏宗谱》、《江苏荆西孙氏宗谱》、《浙江平湖孙氏宗谱》等共计四家。
据《左传》中记载,“陈武子”之名只出现过
一次,即在昭公二十六年被人射中手臂一事。此时大约是在公元前516年。据前文考证:孙武向吴王献兵法是在公元前512年,假若陈武子真是孙武的自豪感,从时间上看有点出入。孙武到吴国后先是“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后经伍子胥七荐,“孙武方出”。(见《吴越春秋》。)如此说来,陈武子与孙武的出现连接年代仅仅有三、四年,孙武是没有时间在吴国隐于深山的,何况此时的田厘子家族在齐国的地位日益强大,陈武子没有必要远逃到吴。
令人不解的是《左传》对陈武子在战争中被射中手之小事都要记上一笔,却为何对“武子奔吴”这样的大事却一字不提?由此可见,陈武子就是孙武的说法是不置一驳的。
(2)孙武是卫支孙氏后裔之说考
《新唐书》说孙武的祖父孙书“伐莒有功,食采于乐安”,由于历史久远,古地名多有变更,“乐安”的具体方位已无法可考。我们今天只能将山东北部的一大片地区作为“乐安”的一个大的范围。
《新唐书》中说“孙武生孙明,孙明生孙膑”,《史记》中说孙膑“生于阿、鄄之间”,这一说法已经被考古所证实。(详文另附。)孙膑的出生地鄄城离卫国孙氏的采邑“戚邑”仅有百里,所以《孙子新传》认为:卫国孙氏家道中落时,其家族中有一支人离开戚邑来到不足百里的阿邑与鄄城之间居住下来,后来孙武的祖父孙书仕齐伐莒。《史记》中也的确有卫国孙氏家族中的孙林父因政治斗争失败,其子孙嘉被迫带领族人四处迁徙的明确记载。所以有人认为孙武与孙膑应该是卫国孙氏的后裔。且《江苏云阳孙氏族谱》等部分孙氏家族的族谱还记有从卫国孙氏受姓始祖到孙武的详细世系。
可惜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证实其真伪。不过,从史实上来推断的话此说有较高的可信度。
《新唐书》中孙膑家世与史实矛盾这处考
同孙武一样,孙膑也是孙氏家族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史书对他的家族也没有详尽的记载,但是考证孙氏历代名贤的家世渊源是我们孙氏后人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们今天只能从《新唐书》、各地族谱及相关考古来简单考证一下:《新唐书》在孙武世系中说:孙膑是孙武次子孙明的儿子,此说真伪不置一驳。
从年代上看,孙武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490看,而孙膑的活动年代主要是在公元前360至公元前330看,两人相距纺有160年,《史记》中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年有孙膑”。按照一般的惯例,父子一代相隔约25年至30年,如果以这个数字来计算,孙武与孙膑隔约有五、六代,而决不会象《新唐书》中所说的两人中间仅仅只隔有一代。
孙膑是卫国孙氏后裔之说考
我们经过大量考证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唐书》中的说未能与史实有误,孙武、孙膑不可能是齐国孙氏后裔。有人提出:孙武可能是卫国孙氏后裔,经过编者论证,我们认为颇为合理,也赞同此说。
一般人都认为孙膑是孙武的孙子,这是根据《新唐书》在“宰相世系表”中的说法:“孙武之子孙明食采于富春,自是富春人,孙明生孙膑。”此书认为孙膑出生于浙江富春,而《史记》却说:“孙膑生于阿、甄之间”,此说且被今天的考古所证实。我们知道《新唐书》中的人物世系多系伪撰,另外,山东甄城离河南濮阳附近的卫国孙氏居住地“戚邑”只有四十余公里,所以《孙子新传》一书认为:卫国孙氏家族家道中落时,其家庭中有一支人离开戚邑,来到甄附近定居,孙膑应该是卫国孙氏的后人。
我们身边的一些家谱也有相关的记载,例如《虞邑孙氏宗谱》在“锦港孙氏族谱序”中说:“孙氏出自姬周之后文王,康叔封于卫,至(卫)武公(姬和)子惠孙为卫上卿,(其孙)(武仲乙)因以为氏---孙武是其裔也。”另外,一般史书认为东吴孙权家族是孙膑的后裔,而在作为孙权后裔的家族谱牒中,如《黄墅桥孙氏家乘》、《昆溪孙氏家乘》等孙氏族谱却都把姓氏始祖确认为卫国的孙氏。《江苏云阳孙氏族谱》中的“孙氏渊源考”在叙述了卫国孙氏世系后说:“孙林父(卫国孙氏六世祖)生二子,长曰(孙)蒯,次曰(孙)嘉,(孙)蒯子(孙)恒书,字子占,仕齐伐莒有功,食采于乐安---(孙)武者,(孙)恒书之孙,(孙)凭之子也----康叔二十世孙。”我们知道齐支孙氏的受姓始祖是陈书,而谱中却将孙书改名为恒书,不知有何根据?不过,将孙林父的儿子孙蒯作为孙武的父亲,从史实及年龄上和生活年代上看是绝对可信的。《左传》中首次出现孙蒯是在公元前563年,而伐莒的孙书是在公元前523看。合乎情理。
另外我们专门从生活年代上考证一下《新唐书》中的孙膑孙武世系关系。该书说“孙膑是孙武次子孙明的儿子。”此说从生活年代上看是不值一驳。首先,孙武的主要活动时间约在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490年,而孙膑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公元前360年至公元前330年,两人相隔相约有160年,《史记》也是说:“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按照一般的惯例,父子两代出生年月相隔约25至30年,按照这个数字记算,孙武与孙膑两个相隔应该在5至6代之间,而绝对不可能是两代。所以江苏竹园、云阳、溧阳等地的《孙氏族谱》在“孙氏外传世系图说”中提出了一个颇为合理的世系关系,(后附)可惜由于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一说法只是一个无法用史料考证的。
孙乙(字武仲)是卫国孙氏受姓始祖,在先秦时期的孙氏三支主干中,惟有卫国孙氏得到典籍的佐证。
《史记》、《新唐书》和《左传》中都记载有卫国孙氏六世孙孙林父因政治斗争失利而被迫逃难的事情。
所以《江苏竹园孙氏宗谱》《云阳孙氏宗谱》和《溧阳孙氏宗谱》在“孙氏外传世系说”中认为孙武与孙膑都是卫国孙后裔。《江苏竹园孙氏宗谱》《云阳孙氏宗谱》和《溧阳孙氏宗谱》等各家谱在“孙氏姓氏本源考”中说:“(孙)林父长子孙蒯,孙蒯生孙恒书,孙恒书,字子占,仕齐伐莒有功,食采于乐安。”
此说另具新意,值得继续研究。对于孙武、孙膑的家世渊源问题,我们至今还无法做出一个明确的解答,但至少我们可以明确知道:《新唐书》中的记载与史实是绝对不相符的。由于史料的湮没,对于研究孙武与孙膑的家世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我们依旧会为“探本溯源、睦亲正宗”而继续努力。我们也依旧欢迎各方贤能也能继续研究及提供不同的见解。在没有新的资料出现之前,我们姑且认可“孙武、孙膑是卫国孙氏后裔”的说法,本册研究就依此为据。上述观点当否,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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